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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社数字出版:六个模式和三个战略
2016-06-11 10:47:55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评论:0 点击:

在新一轮的融合发展、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专业出版社的探索已经进入深水区,专业社开展数字出版面临着政策积极引导与市场需求勃发的双重机遇。如何在数字化进程中利用其独特的内容资源、探索适合的转型方式、走好每一步非常重要。本文剖析了当前专业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
  专业出版社产品各具特色,自成一体。由于编辑人员素质高、专业技术人员多,部分专业社最先介入数字化出版的进程。如今,在很多的专业出版社,数字出版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部门,而是一种可以融入出版每个环节、每个部门的产品形态,通过传统业务和新业务的融合,能够爆发出合力。专业出版机构通过搭建数字出版平台,对传统出版业务和数字化新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对内容资源的碎片化管理,组合生成新产品,实现产品类型多样化、销售方式多样化、服务模式多样化,由传统出版时代单一固定的销售模式升级为广泛而灵活的授权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有限内容资源的无限价值潜力,进而增加产品销售收入,最大化盈利空间。

  因此,专业社的数字出版发展核心是搭建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数字平台,并根据读者、机构用户、学者的实际需求加以改进,将自己的内容资源转化为产品,再转化为服务。

 

    专业社的数字出版形式

  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形式多样,盈利方式各不相同,也存在各自发展的瓶颈和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搭建专业数据库。专业出版社汇总自己的内容资源,搭建数据库,是数字出版的基础。如中华书局搭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等。很多专业出版社向图书馆、高校、科研院所提供专业数据库,供读者查询。数据库建设前期往往有国家、政府的资金投入。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干细胞”数字教材建设获“中国医学数字出版和国际化信息平台”和“中国医学教育数字出版平台”两个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和财政部文化产业专项资金项目3200万元支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投标的项目《外教社双语词典编纂系统研究》获得了上海市科委资助项目立项,并得到了200万元项目资金资助,该项目除了研发一套双语词典编纂系统外,还相应建立一个60万句对的双语平行语料库。数据库建成之后,将其中的内容碎片化处理,可以开发新的产品,形成多种盈利模式。但也有专业社自主投入巨额资金搭建平台,例如人民交通出版社在2015年仅打造机动车驾驶培训网络教育平台就自主投入近5000万。

 

人民交通出版社机动车驾驶培训网络课程体系

 

    搭建专业在线教育平台。专业教材是专业出版社的重要出版项目,围绕专业教材、教辅,搭建在线教育平台,培训专业人才,是专业出版社数字出版的重要方向之一。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建筑全媒体资源库与专业信息服务平台”共获得财政部2550万元基金支持。2014年该平台的数字出版主要收入分为两个部分:显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考试培训视频销售、网络电子书的销售、面向机构的电子书和数据库的销售、本部门数字产品的销售,2014年实际销售收入为300万元左右;隐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数字出版物增值服务、教材课件制作和服务,2014年销售收入为1500万元。

  这样的专业教育平台,往往是在专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搭建的,以培训专业人才为主,以专业资格考试为契机聚拢人气。也有的专业出版社拓展了在线教育的范围,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人邮学院,是在“专业自主学习资源库”基础上搭建的,除了该社专业领域的信息素养类课程,还包括通识教育类课程,为多家高校和企业服务。人邮社能开发领域如此广泛的平台,一个原因是因为该社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具有数字平台搭建的技术人才优势。

 

中国建筑出版社在线平台教育在线子频道

 

    出售电子词典版权。工具书是专业出版社的重要出版内容,电子词典、在线词典兴起之后,很多专业辞书类出版社将辞书与电子词典、在线词典结合,实现了较高的盈利。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第一版的电子版权转让收入就有近1000万元,该词典的单语版、双语版纸质书出版后,市场反响热烈,前后有近十家电子公司与上海外教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电子版权转让合同。再如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卡西欧合作,在卡西欧电子词典内置《英汉大词典》。但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拒绝了某些电子公司投来的橄榄枝,该社社长韩卫东表示:“如果是卖血式垄断购买词典的版权,我们不会同意。”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字化行业领先,研发了光盘版、U盘版、网络在线版、手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辞书和百科全书的数字化是国际趋势,《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已经不再出纸质版,全部实现数字化。《英汉大词典》的主编朱绩崧也曾经表示:“未来的《英汉大词典》可能只有数字版本,压根没有纸质版。”将来的词典编纂,要让词典文本适应互联网环境,重新构建用户界面,甚至是词条框架,在各类终端设备,譬如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上,让读者都能实现便捷的查阅。编纂过程也可以采取互联网思维,《英汉大词典》编纂团队开发了基于微信的“语言素材搜集器”,欢迎全球读者随时随地提供内容,编者对读者提供的内容核实、判断,然决定是否选用。目前电子设备和在线词典的公司,对词典内容知之甚少;而辞书出版社则很少有技术优势。未来两者将会协同开发电子词典、在线词典。词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因此专业出版社只要掌握了优质的词典内容资源,又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更新内容,在数字出版时代就可以有一席之地。

  打造艺术类的数字化产品。专业出版社的艺术类产品中,音乐类产品数字化程度较高,而美术类产品数字化程度较低。以上海音乐出版社为例,该社与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市场实体。传统的纸质图书搭配音像产品分为两类:以碟片为主的产品赠书,或以纸质书为主的赠送碟片。现在又发展了在线DVD/CD和二维码扫描听音乐、APP等产品形式。美术类出版社则出版带有在线教学视频的美术图书,或者矢量设计素材。

  曲谱的数字化、有声化对音乐类出版社丰富产品形态很有意义,美术类出版社出版设计素材也方便了设计师的设计。但是,由于国内版权意识尚不明晰,艺术类出版的专业数字化产品受到盗版冲击较大,随着在线图库、在线音乐的发展,很多优质专业数字资源没有受到保护,这就造成很多艺术专业出版社在数字化进程中犹豫不前。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对记者的分析是:“如果书画类图书做成电子书,将面临两大问题:版权问题和盈利方式的问题。从版权来看,书画作品一旦变为电子版,就会导致大量盗版侵权,很难保护知识产权;从盈利方式来看,书画类电子书还找不到一定的盈利空间,贸然加入可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因此我社目前正在开发专业数据库,为将来转型和产品开发作准备,并在与电商谈判,寻找共赢的可能。”

  版权输出和对外销售。海外的数字教育、数字出版市场前景广阔,很多具有语言、文化优势的专业社搭建对外平台,取得了成功。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的平台。五洲传播出版社的that’s book电子商务平台目前已有英文版、西文版,BIBF期间上线了阿文版,上线销售图书3000余种,内容涉及近20多种语言文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和中国文化资源平台”已有来自270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会员上万人,“网络出版平台”已实现年销售100多万元的销售业绩。

  随着我国科技进步,一些科技类出版社也建立了海外分社,“造船出海”,如科学出版社成立了“东京分社”,海外市场对我国科技类图书的需求加大,国内专业出版物以数字出版的形式“走出去”,将会越来越多。以知识产权出版社为例,“走出去”战略为该社每年带来收入2000余万元,大部分是通过“I译+智能翻译平台”,为欧洲专利局提供翻译服务,从而让海外科研人员更好地利用我国发明专利的说明书。

  尝试按需印刷和众筹出版。专业出版印量少,发行范围集中在有限的专业读者圈,因此特别适合按需印刷和众筹出版。例如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了“来出书”平台,可以在平台完成编审、校对、封面设计,作者全程参与,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最优化、最透明的方式,上线第一年就带来760余万的收入,作者达到2万余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再如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平台,未来将尝试为众筹出版业务提供平台基础。

  总结以上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形式,搭建与市场兼容的内容运营平台是基础。搭建数字出版平台,需要建设充实而海量的专业数据库,设计对用户友好而可以个性化设计的界面,搜索和关系管理便捷,可以方便对接电子商务等功能,在此基础上,则可以开展各项数字出版业务。

 

  数字出版面临的困境和突破

  在我国,以数字出版为主要业务的大型出版社还寥寥无几。但在海外,很多专业出版机构已经实现了从图书出版到数字化平台搭建的转型,数字化服务已经成为很多海外专业出版机构的主要或重要盈利模式。例如,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2014年营业总收入36.6亿欧元(259.4亿元人民币),在2014年的财务数据中,有80%的销售收入来源于数字化产品及相关服务。再如全球员工5000余人的专业出版机构约翰威利国际出版公司(Wiley),年收入达17.6亿美元,公司的市值约27亿美元(2013年数据),其收入的45%来自于数字产品,产品形态主要是电子期刊和电子书,数字产品的收入主要来自图书馆预算、学校的教材教辅,专业研究预算等。其首席执行官Stephen M. Smith介绍:“我们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碰到更大的挑战,人们对传统印刷产品的需求在下降,这种情况全球都差不多。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在数字产品投资上的巨大机遇,以及全球市场的机遇。我和威利领导层描述出这样的愿景,即将威利从一个高品质的教育、研究和专业出版公司转型成基于内容的服务提供商,帮助相关领域的客户解决日常工作流中碰到的问题。”与这些海外专业出版公司相比,我国的专业出版社数字出版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的专业出版与国际接轨,数字出版在专业出版社的销售收入比例,势必逐年增加。

 

数字出版运营平台示例

 

    但是,我国专业数字出版的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有些因素甚至是横亘在国内数字出版面前的瓶颈。首先,从前期规划上来看,部分专业出版社没有找到清晰的盈利模式,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有的专业数字平台搭建时构想的盈利模式,不足以支撑平台的运营,但也仓促上马。其次,从建设投入来看,有些政府资金支持的数字出版平台,个别出版单位虚报账目,不考虑平台后期的可操作性,造成了一些“政绩工程”。第三,从搭建和运营人才来看,很多传统出版社存在数字人才瓶颈,因此长远规划无人落实。第四,从社会环境来看,目前网络侵权现象严重,原创平台的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第五,从社会接受度来说,很多用户不了解数字平台,搭建好的平台没有得到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国读者缺乏付费阅读的习惯,因此数字出版得不到应有的收入。

  因此,专业出版社要制订应对策略:解决前两个问题,制订数字出版平台策略;解决第三个问题,制订数字出版人才策略;解决后两个问题,制订宣传策略。

  在这三个策略中,人才策略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搭建数字平台涉及到全社的工作重心转移,各专业出版社高度重视。搭建平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出版社自身力量为主搭建,这种出版社往往有很强的专业技术人才班底,或者引进了大量专业人才,例如知识产权出版社现有员工近1000人,技术人才就有200多名,研发、运营了数十个平台产品,具备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数据库开发能力、网络平台建设能力和丰富的平台运营经验;另一种是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例如法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与英国出版科技集团旗下的北京英捷特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搭建“综合型法律知识服务互动平台”“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平台”;再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与北大方正电子合作搭建“中国建筑全媒体资源库与专业信息服务平台”等。目前专业社搭建大型数字出版平台,还是以后者为主,因为专业的技术公司具有统一的接口,可以与第三方无缝对接,数据互通可以帮助出版机构实现大数据时代国际国内渠道的全面合作。未来拥有强大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出版社将有望成为出版领域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很多专业出版社也在培养自己的技术团队,力求在数字出版的市场上掌握主动权。

  充实数据库和数据平台,需要全体编辑共同努力。从人才培养来说,熟悉电脑操作的新员工在数字出版的技术掌握方面有先天优势,而且如果专业对口,在校期间也学习了一定的专业内容在线搜索知识,可以较快实现数字出版的转型;而专业出版社的资深员工在专业技能、材料的整体把控、内容分析方面具有优势。两方面协调发展,则可以建设成庞大而有序的专业数据库。专业数据库绝不是简单的图书内容的堆积,而是将出版社的存量碎片化资源以及增量碎片化资源按照知识标引的规则纳入素材管理,统一进行管理。而且,专业数据库支持多套知识体系,构成网状知识图谱,帮助出版社全员数字化转型。

  其次,是制订数字出版平台策略,关键是搭建平台之后,要有优质的资源充实数据库,实现数据库可持续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内容都可以进入数据库,非图书的内容也可以搭建数据库,数据库形成规模之后,可以碎片化重组,形成新的图书或者其他产品。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历经3年打造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搜集来自全国的文献,经过修复、扫描、录文、数据化标引,在数据库中实现了对文献的高保真再现,并实现PC端、移动端多元检索功能,为下一步重新整合碎片化的资料,出版相关图书提供依据,也可以搭建学术研究的平台。很多文史类出版社都有类似的数据资料库。再如中国文史出版社,搭建了文史资料、人民政协等若干数据库,供给政府部门、机构用户或电商。该社数字出版部副主任曹岚介绍:“建设中的文史数据库,包括针对机构用户的专业数据库和针对大众用户的基本库两部分。专业库查询项目、查询方式更多,查询更便捷。”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出版大部头的专业图书工程浩大、耗时耗力,而且难以获得一般读者的青睐。做成数据库之后,一方面方便专业读者查询,为有特殊需求的读者专门提供相应内容,如近现代史中的地方历史人物、地方文史资料等(订制相关图书,或者只提供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开发文史类大众图书,打造成畅销书。

  第三,从宣传策略上说,社会对数字出版认可需要时间,专业出版社需要催化大众对数字出版的认知过程。专业出版社一方面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培养在线教育、在线培养的粉丝;另一方面,通过在图书上印刷二维码、网址,培养读者在线阅读的习惯。还有的专业出版社则通过发布会、职业培训等方式培养用户,或者通过行业媒体、行业会展宣传。总之,搭建良好的数字出版环境,是专业数字出版平台发展的前提,数字出版平台需要专业机构的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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